原声：“范进中举”
【周末报报道】 ■ 左元采访地点：严中书斋|I}qg3D
采访时间：2007年8月27日0R7f(j P-?W
姓名：严中
性别：男
年龄：73岁
职业：编辑、记者（离休）8sC _ wR(Ir8]
对80年代印象：政通人和，百业俱兴；天生我才必有用|o zp&w$U
人物档案：1934年，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1949年9月，参加革命1981年底，被南京日报社借用，次年4月正式调入报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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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，离休现为南京曹雪芹纪念馆名誉馆长、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、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、中国曹雪芹研究会会员。著有《红楼丛话》《红楼续话》《金陵百谜》《南京百谜》《红楼梦与南京》《江宁织造与曹家》（与周汝昌合作）等。Zb$U @KvShN f
1983年1月，我看到一篇稿子，《刘少奇“跑龙套”》。当时少奇同志平反不久，我觉得这篇文章反映了大家对少奇同志的感情，就编发了，没想到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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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：严老师您是哪一年进南京日报社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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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：1981年底，先试用三个月，然后到1982年4月初正式调进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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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年轻人进报社可能无所谓了，我们那时候，能进南京日报，不容易的，尤其是我。所以我一直记得，我进报社不久，副总编卢健问我有什么想法，我脱口而出：“我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！”R0D O"o0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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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南京只有两张报纸，省里的《新华日报》，还有就是《南京日报》。《南京日报》复刊不久，开始叫《南京报》，四开四版，全报社就几十个人。那时候用人不像现在都是聘用制，那时候要办调动，很难。
1951年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接触新闻工作，到1957年，我的一些新闻写作的启蒙老师被打成了右派，我感觉到“爬格子”也会爬出问题，就封笔了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。到了“文革”，写文章还要到单位党委审核盖章，我更不愿意干这个事了。
“文革”后，南京报复刊，我先是它的忠实读者，接着又成了它的积极的作者，成了它的通讯员。后来南京日报的陈中南说，老严你写得不错，你到报社来吧。我当然求之不得啊！8H g Y4l _|-M
试用了三个月，反映不错，主持工作的副总编卢健说“严中是个人才”。报社那时候还没有专门的人事处，办公室负责人事的同志到我们厂作了调查，大多数人都说老严这人不错，蛮正直的，也蛮能写的。这样，报社党组研究后，就把我正式调来了。我们一起有十几个人来试用，最后就我一个留了下来。我当时已经47岁了，又没有文凭。
到南京日报来，搞文摘。每天一大早到报社，报社订的几十份报纸给我先看，杂志到了也给我先看。我从小就酷爱看书看报，现在我的工作就是看书看报，到哪找这样的好事啊！文摘，一般人都以为就是“剪刀加糨糊”，而我则认为它是要摘文章之精华以奉献给读者，是一件很不简单的活，干好这份工作，既要准确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又要有敏锐的超前意识。所以人家不愿意搞，我愿意搞。一直干到1994年离休后，又留用一年，1996年应邀到南京乌龙潭公园筹建曹雪芹纪念馆，我才离开这一工作，当时真有点难舍难分。'j"m!t Z wC'~J:M:V
大家都知道“文责自负”，我说“文摘自负”。我说的这个“自负”有两层意思，一个是我对文摘这个工作很自负，觉得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工作，觉得自己做得不错（读者也比较认可，群工部搞读者调查，文摘版总是最受欢迎的版面之一），再一个，文摘编者也是要负文责的。有一件事情，现在看，还是有点意思的。%|d;ZE'Bc v \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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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刘少奇的感觉一直比较好。1983年1月，我看到一篇稿子，《刘少奇“跑龙套”》，是说刘少奇担任华中局书记、新四军政委时，一次到仪征，被敌人追赶，跑到一处戏台，刘少奇披上戏衣跑起龙套，躲过了敌人的追捕。当时少奇同志平反不久，我觉得这篇文章反映了大家对少奇同志的感情，就在文摘版的“民间传说”栏目编发了，没想到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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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24日见报，过了两天总编办收到一封信。哪个写来的呢？洪沛霖！他是什么人？省公安厅长、省委常委、副省长，后来是省人大副主任。他说“这篇所谓历史佳话，完全是虚构或者说是捏造”，仪征当时地处淮南路东根据地的边沿，属游击区，刘少奇同志没到过仪征，连淮南路东根据地都没到过，“南京日报是党报，报道要真实可靠，尤其对领导人物和有影响的大事，更要慎重”，“不必猎奇，以至妄说，以免降低党报的身份”，并且附注“此信希刊登，以正该文之妄”。:@"t Ma%T*e#|8L @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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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他的信，领导难免有点紧张。文摘自负，我说我来处理。我把洪沛霖的信摘编了两三百个字，写信征求他的意见。他亲笔回了信，说“我的信有某些语言可能过激，请予谅解”，“至于对我信的处理，贵报是完全可以酌情办的，不必函询”。cy"n5[ E P
2月28日文摘版“来函照登”之后，好几位知情的老同志来信说，洪沛霖的说法是不对的，刘少奇到过路东。我采访了其中三四个人，理出材料，寄给了洪沛霖。洪沛霖又亲自用毛笔给我回了封信，说他向原淮南区党委负责同志打听证实了他的说法是不对的，并强调“可以转告有关同志，也可以登报更正”。};Y,o[2^ Z
左：这倒也是一段“佳话”，这件事要摆在改革开放前，可能就是另一个局面了。,TSM l&y)?RY0X5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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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第一期招生，我马上报考了。我47岁进报社，51岁考取中央党校，54岁毕业，我说我是“范进中举”。?#O!i%[ }[6[g
严：1982年8月，香港《大公报》连载了魏绍昌先生的《靖本〈石头记〉的故事》，同年9月北京《新观察》杂志也刊登了这篇文章。我很感兴趣，一是因为这个《故事》发生在南京，二是靖本《石头记》在研究《红楼梦》及其作者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，因此我就以《南京靖本〈石头记〉的发现和失落》为题，将魏的文章摘登在10月25日的文摘版上。就因为这篇文摘稿，我和周汝昌先生开始通信，后来拜在周先生门下，正式从事红学和曹雪芹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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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先生说，想出书就要多看书。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在报社看书看到12点。报社有一套清人笔记，几十本，我一本本看完了。$m0n8kg*[: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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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读到初中二年级就失学了。1949年，在湖南益阳专区干部学校上了几个月短训班就参加工作，尽管1951年又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过，但进报社后，我一直想争取有一个系统学习的机会。而且80年代开始重视文凭了，起码没有文凭评不了职称啊。这样，1985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第一期招生，我马上报考了，坚持学了三年，拿到了大专文凭。我47岁进报社，51岁考取中央党校，54岁毕业，我说我是“范进中举”。此前一年，我的长子先获得了党校的大专文凭，我这个做老子的在他之后才拿到，还是由衷地高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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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解味红楼”，有很多问题牵涉到南京，我又做了很多“解谜南京”的工作。实际上，我跑过很多地方，1953年调到南京后，就一直没离开过，南京成了我的第二故乡，我对南京很有感情，在正式“解味红楼”前，我就开始“解谜南京”了。 Y9_%\FB[0Q@
1980年，邓小平同志作了《目前的形势和任务》的讲话，提出“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”，“第二件事，是台湾回归祖国，实现祖国统一”。根据“第二件事”的要求，当时胡耀邦同志指示中国新闻社做好对台宣传工作。中新社领导研究决定由该社专稿部组织稿件，对台宣传。南京曾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，与台湾当局高层人士有着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联系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大陆特别是南京情结，他们都很想知道南京的现状如何、总统府还有没有遗存、中山陵保护得好不好、在大陆的一些故旧后来的情况怎样。因此，专稿部以南京为重点组织稿件，由一家在台湾有较大发行量的香港报纸定期刊登“金陵忆旧”专文，让台湾同胞真实地了解大陆特别是南京的历史和现状，使海峡两岸同胞有一个很好的情感上的沟通和融合，从而促进两岸的早日和平统一。-i(N-W t [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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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委托江苏省政协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、南京市政协和南京市委对台办三家单位负责组稿，发稿时统一使用“石三友”之名，“石三友”即石城三“友”（三个单位）。当时撰稿人中不乏国民党时期的老报人和文章里手，如王正元（曾做过蒋介石电话监听员）、岳晨曦（汪伪时期某报总编）、蒋虹丁、王恒宇等等。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侯鸣皋、赵朴（老报人）、毕群（老报人）三位老先生，侯鸣皋先生出力最多，功劳最大。侯鸣皋先生1932年在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毕业后，即考入励志社第二期干事训练班，从一个小干事提升为主任干事、处长、康乐司副司长、励志社代理总干事。因为励志社是蒋家王朝的重要内勤机构，因此侯与蒋介石、宋美龄都有些瓜葛，而和蒋经国、黄仲霖则过从甚多，对国民党官场十分熟悉。解放后，侯曾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、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他还是江苏省政协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。因此，他是负责“金陵忆旧”专栏统稿、编稿的最佳人选。在他的主持下，“金陵忆旧”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达数百篇，持续数年之久。1985年4月，他主持出版了署名“石三友”的《金陵野史》，1987年8月，又主持出版了署名“石三友”的《故土旅情》。从此，“石三友”作为一位“文化名人”为人们所知。“石三友”的“金陵忆旧”，架起了台湾与南京的一座友好桥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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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报刊上不断发表一些“解谜南京”的“豆腐干”，也引起了中新社专稿部的注意和重视，他们将我介绍给了南京市委对台办负责组稿的蒋永才同志。这样，我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为“石三友”的“金陵忆旧”专栏提供稿件，先后以“石三友”名义发表的文稿达数十篇，其中较有影响的有《金陵何处大观园》《四座孙中山铜像》《谭嗣同南京谋维新》《续范亭剖腹明志》《汪坟平毁始末》等。r;G9Y@0B?:O
左：请总结一下您对80年代的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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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：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特别是80年代进报社以来，我一直都感到很幸福、很满足。我由读者到作者到编者（记者）到学者，在“解谜金陵”、“解味红楼”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，被人誉为“红楼补白大王”，我的《红楼丛话》获江苏省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、南京市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，我与周汝昌先生合作的《江宁织造与曹家》，我从网上获知，已被评为南京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，其他的像《红楼续话》《金陵百谜》《南京百谜》和两篇论文都获南京市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。这些成绩虽然都是80年代以后取得的，但它的基础主要是80年代打下的。/u,Ul1Gw 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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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这辈子所以能够“老有所为”，要感谢两个本来素昧平生的人——当年南京日报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卢健、著名红学家周汝昌，我还要感谢80年代。（见习记者沈勇兵对本文亦有贡献）$Dz0{j9H \c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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