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世龙：记者的职业精神就是流浪
[b] 转型期的这头二三十年，各式各样的乱象、怪象层出不穷，超过欧美新闻爆发量的一百倍。在这个社会巨变、乱象不断的时代，最好的研究是做记者，跑一线，而不是做媒体老总。新闻的历史功用，一种参与推动历史或部分参与历史的力量，而不仅仅是冷静旁观的记录。[/b] v_+om)pf1`5m*?vi$k'S(n ? Y F 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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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：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、传播学博士
嘉 宾：赵世龙 湖南长沙人，1967年12月生。曾先后任职于《现代人报》、《粤港信息时报》、《南方周末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CCTV新闻评论部《社会记录》栏目，2004年发起筹备《新周报》，后任该报主编。2003年11月，入选中央电视台《讲述》栏目“中国风云记者”。
[b]【观点摘要】[/b]
——记者的精神就是自由的。我很认同陈寅恪的一句话：“自由之精神，独立之人格”。一个人只要坚持了这点，就是在流浪，在寻找自己精神的方向，精神永远都是在动态当中。 O_ aW(C%|2Y5Ub
——转型期的这头二三十年，各式各样的乱象、怪象层出不穷，超过欧美新闻爆发量的一百倍。在这个社会巨变、乱象不断的时代，最好的研究是做记者，跑一线，而不是做媒体老总。
——将记者的工作放入一个大的社会人文框架中，你就能发现新闻的历史功用，单个散见的新闻报道就可以分门别类地形成一个学类、一个专项的深入研究，一种参与推动历史或部分参与历史的力量，而不仅仅是冷静旁观的记录。 5T2t S8lc2}}p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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辞职是想保住《新周报》 -S7B m"h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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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志安（以下简称“张”）：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你不做《新周报》以后这段时间的生活状态，先简单说说这个吧。 B}E ` I
赵世龙（以下简称“赵”）：我必须为《新周报》付出代价的。作为《新周报》的精神领袖，必须为这个团队负责，当时辞职也是为了保住这张报纸，但没能保下来。原因很复杂，可能核心的原因还是湖北的环境：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这样的报纸，这样的报纸惹事，还不如没有。它现在变成一个法制文摘报纸，还叫这个名字，发行量非常小，很难看到。 oy1b4_9_
记得我们报纸第一期印了137800份，这个数字是我到印刷厂核实的，没有水分。第二期就是15万。头两期报纸影响非常大，网络上的转载率非常高。我们刊登《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》的稿子出来后，有关部门到处找我们的报纸，也找不到，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走“邮发”。后来，他们在街上买了20份，拿回办公室人手一份地审看。 q+_/vbzn
第一期的阅评并没有发现问题，但第三期有篇评论，提到党内三权分立的问题。后来的阅评认为“此提法不妥”，这是很温和的批评，也没说要怎么惩处。但阅评送到湖北省后，《知音》就吓坏了，因为《知音》从办刊20多年以来从未挨过批评，哪怕一些新闻失实，打官司输点钱都没问题，毕竟都和政治无关。
我后来决定退出，坐火车去北京参加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搞的“舆论监督研讨会”。 :a:B)R wWAK-W
张：然后，又做了些什么？
赵：2004年年底，我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，就在家写书。当时，也有些报纸让我去，但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，我也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一段时间，也想做些研究。毕竟《新周报》100多号人，是因为理想聚集到一起来的，有些大腕还是我做工作才来到这个团队的。 GD"w#R}3T1f v+F
张：在家赋闲了多长时间？ g/DKO$vh%ze&q.W
赵：将近两年。2005年的五六月份，《云南日报》旗下的《滇池晨报》来找我，一个广告商花了几百万把这个报纸的经营权包下来。它原来是份日报，2000年之前都很好，持续发行量都在七八万份。云南最好的报纸是《春城晚报》，号称30万份，实际大概在12～13万份。由于两份报纸同质化严重，一种说法是《云南日报》把《滇池晨报》牺牲掉，改成周报。广告商买下来以后，以周报的形式出，其他时候也出报，按日报出，但内容基本上都是广告。他们希望我去主持这份报纸，但是投入不够，我过去一两个月，就觉得做不了，虽然自己在这年收入有30万元，但还是有些心高气傲地辞职走了，宁愿回去继续失业。 F$`$P!cus u2Y^
10月份的时候，北京一份法制报纸让我去，但这个报纸的内部人士比较难处，加上广告商也不想出太高价钱请我，去了两三个月，我就回来了。这个报纸最大问题是养了一些狗仔记者，到处敲诈勒索，江湖人称“敲诈与勒索X报”。 I~6rO!Y } a2@X
张：年底回广州之后，2006年忙什么呢？ 0`#} U P;XH$h [
赵：2005年底，《羊城晚报》希望我回去。那时候，回去的话，领导要担当一定的政治风险。所以，一直拖到2006年5月份，准备给我处级待遇。当时，报社内部有不同意见，14个编委有7到8个反对。后来，我也联系了《南方都市报》，他们还专门开了社委会，结论是：赵世龙这样的人，还是以后再引进吧，他们报社刚有个副主编被撤，比较敏感。期间，《广州日报》也和我约谈过两次。最后，还是《羊城晚报》的总编和社长达成一致，共同承担政治风险，于是就回到了母报《羊城晚报》。 c!]lnUci
张：具体在什么部门？
赵:在总编室里设了一个深度报道组。因为《羊城晚报》是省委机关报，和《南方日报》平级，如果要设深度报道部的话，就是一个处级架构，必须报省委组织部批准。 :E t`7mS
内部已经同意，让我做首席记者，但没有宣布。社长总编找我谈话，说现在搞改革，虽然要担一定的风险，但我们还是要引进你这样的有才之士。再一个，晚报对你是了解的，毕竟在这里待了五六年嘛，性格品质我们都很熟悉。 q#i5b b0TN}0|
张：你觉得，《羊城晚报》的价值取向与你的个人性格符合吗？ J*o4t"Q't4M A(w1@2g
赵：不尽符合。但你得先有个饭碗，有个平台。闲在家里，我就是个失业人员，只能写写博客和网络评论，失去了新闻操作的平台。在家赋闲那段时间，我写了部30多万字的关于高考和反思中国应试教育的东西，起名叫《我们竟然百孔千疮》，正在寻求出版，在我的博客上贴出了一部分，大概几万字。 {%Z5N)| D{ s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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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永远在路上，精神是自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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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：写这个题材，跟你2000年报道嘉禾高考舞弊案有关吗？ #b:l h.xK7N be:^'_ H1E
赵：没有太直接的关系，这个东西是对教育体制的批判。我从小就比较反叛，就是个坏学生，偏科也偏得很严重，数理化和外语基本上都丢光光，从小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书、喜欢文科，随自己的爱好兴致发展，根本不考虑高考和将来前途的问题，所以走的路子跟现行教育体制完全不搭界。 "oB9d W cl
张：你觉得，这些生活经历跟你以后的职业理念有密切关系吗？ p st/WE
赵:到今天，我也算是成功的记者吧，做过那么多的作品，但仍然……比如中山大学请我去教书，就涉及到一个文凭问题，因为我不是正规大学毕业的，只是个自考大专生。因为这点，就可以pass掉了。其实，齐白石不过小学学历，辜鸿铭又是什么学历？如果讲新闻的话，我有足够资历和资格登上中大讲台，但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多么地顽固和难以突破。 q Z r9rM B Q1_
张：后来，中大又是怎么想办法突破这个“关卡”，请你去教书的？
赵:因为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成立才几年，师资相对较弱，但院长却希望借鉴美国的先进做法，他们课堂的老师都是请业界一线杰出人士的。新闻这个行当有个好处，就是都是凭作品说话的，这比文凭更有说服力。后来，中大就变通地打了个擦边球，以每学期短期聘用的方式来跟我签合同，如果长期聘用的话，一聘三年，必须要走学校正规的人事程序。
张：你每个星期花多少时间去上课？ #Q~@o{R4KL%PZ3v-y
赵:每个星期上三节课，一去半天，上《新闻采访与写作》课，中大同意采用我的《调查中国：新闻背后的故事》这本书作为教材。2007年下半学期，我又开始在中大教《深度报道》，教材也以《调查中国》一书为主。
张：你是《羊城晚报》的记者，报社同意你去中大上课吗？ .w F.C1iv-Q7\
赵:这也没什么，我和社长总编都说了，这是八小时之外的事情，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，这种情况在《羊城晚报》也不是个例。 1fd3NX hRa
张:那你的编制到底在哪里呢？你似乎在文章中提到过这个问题。 ?^:b N{X ~
赵:都没有。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。无论你做得多么好，这个东西都无法改变，你动都动不了。其实，我并不看重这些东西。当年，我应聘《南方周末》的时候，如果身份是在编的话，今天肯定已经是个中高层干部了。但考察干部就是看你这个，你不在编就不纳入到考核提拔干部的范畴，因为你没有进入某种体系。 &J6d8`%o*bR:h,@)W
张：如果你觉得编制也挺重要，为什么一直没想办法解决？ I'BcZ!] {D
赵：还是拜教育所“赐”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。 j(pIW3OgJV
我只有所谓人事招聘的档案，没有涉及到组织调动之类的档案。中国有一个从苏联学来的干部体系，我20世纪80年代末就参加工作，当时是一个工人，出来以后也没有获得干部的身份，硬要调动也只能作为工人来调动。
《羊城晚报》这边也谈过，只能作为工人调动，而且还涉及跨省调动。这样的厅级单位，每年可调动的名额非常紧张，而且控制很严格，一定要硕士或博士以上，我几乎一条都不符合。这个不是看你在业界有没有业绩，而是靠另外一套东西。
张：那你的户口还在老家？ Z(d+jk$`mU g
赵：户口解决了。2000年我买了套房子，户口就直接转过来了。过去，我也不是农村户口，而是和广州一样的省会城市长沙的户口。
张：户口搞定了，医保、社保方面的福利呢？
赵：医保不知道，社保是有的。我属于1992～1993年出现的第一批流浪记者，那时候开始有招聘，但非常少，不是特别优秀的，一般挤不进来。 X`oS,d?N)`
张：你现在介意别人用“流浪记者”来称呼你吗？你觉得自己还处于流浪状态么？
赵：其实记者的职业精神的实质就是流浪，因为记者永远在路上，记者的精神必须是自由的。我很认同陈寅恪的一句话：“自由之精神，独立之人格”。一个人只要坚持了这点，那他的精神就是在流浪，在路上寻找着自己精神的方向，精神永远都处在动态当中。
张：但是，我们通常说的“流浪记者”不是指精神上的流浪，更多指编制或状态。
赵：那个属于比较格式化的理解，只是常规状态下的描述。我是流浪记者群中做得较早、也做得较深的，体会也更多。我觉得，流浪代表了某种自由的精神：一方面没有保障，你觉得很惨，很漂泊，没有归属感；但另一方面，又给了你精神自由，可以随心所欲，“此处不留爷、自有留爷处”，无非就看你有没有本事，能不能写出好稿子。从反面讲，流浪也正好磨砺了你的人生，磨练了你的笔头。
(来源：传媒视域 作者：张志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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